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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 (原创)过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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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8 17:18:00 [只看该作者]

谢谢鼓励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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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8 17:25:00 [只看该作者]

七十年代的过年,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革的烙印,那时候叫“过革命化的春节”。

父亲所在的单位成了“生产建设兵团”,是军队编制,有师有团有营有连还有排,一行一列都没有少。有一年的过年,不知是哪一级的哪个首长发了指示,说是不能自己过,要革命化过,像解放军那样过。于是通知食堂统一供应年夜饭,干部职工的小锅小灶一律取消。当然,也有人性化的一点,那就是将八人一桌改成了四个人一小桌,还可以自由组合。

这一点很适合父母的心愿。父母自参加革命以来(我也用了很革命化的词,不是参加工作而是参加革命),一直认真地工作而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庭生活。从我记事开始,每当回到福建回到父母的身边,就只能跟着父母吃食堂或是邻居家吃两餐(父母或是开会或是下乡不在家的时候),因为我们家根本不做饭。文革时期,在食堂吃饭是要先学习毛主席语录的,有一天我特饿,却偏偏读“培养接班人的五个条件”,那条语录真是长啊,唠唠叨叨地读个没完没了,从此对毛主席培养接班人记忆深刻。

军队化的年夜饭还真不错,父母把我和妹妹加了进去,弟弟年幼可以忽略不计,一家人刚好四个凑成了一桌。我们跟在父母身后从食堂里把一盆盆的菜端回来,那真的比我们家自己做要好多了。我们一家五口吃得开开心心。

七十年代初期开始,市场上的物质供应已渐渐贫乏,作为军队化管理的建设兵团,还能够从各种渠道获取食物,这是文革给我们家带来的唯一一次好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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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8 17:35:00 [只看该作者]

再往后,物质愈来愈贫乏。

有一年,大约是农历二十七八,隔壁一邻居到我家串门,看到饭桌是孤单单的青菜,便说:这时候你们家还没有肉啊?怎么还不去换猪肉?

母亲听了这话很难过,不是母亲不想买猪肉呵,而是那时候,去哪儿买猪肉?

 

那时节,我们三姐弟都已经渐渐长大,对食物的要求也越来越大。记得刚上小学的弟弟上学路上,看见农民挑着担子叫卖鸡蛋,五角钱一个。弟弟回家后便跟母亲讨鸡蛋吃,第二天母亲真的揣着钱满大街地去找鸡蛋,总算满足了弟弟的要求。

那时候流行找农民换猪肉,拿着粮票去跟进城的农民换猪肉。那些年,虽然在割资本主义尾巴,但是每人每月才三两食油半斤的猪肉的日子,让人们的肚子里早就如宽敞的大厅——空空荡荡的。人们对食物的渴望远远地超过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的憎恨。特别是这过新年的,不管三七二十一,左邻右舍总是拿出一些粮票去找农民做交易,当然这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中,大家心照不宣。

我们家没有换,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余的粮票,过年虽然需要肉,但是平时我们也需要吃饭。

好在这一年,父亲已经完全恢复工作。过年的时候,他所在的单位去了毗邻的浙江,买了鸡鸭鱼肉一大堆副食品回来发给每一个职工,我们过年有了很丰盛的食物,当然,这是相对当时的贫乏而言。

那时候,我已经开始学会思考。我想:浙江福建两省相邻,为何却有这般的差距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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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8 17:37:00 [只看该作者]

这些年的过年,不得不提及我的一位同学。

从1972年初认识,到2008年底,我们是36年的同学,36年的好友,非常好的好友,甚似亲友。

那些年,我们过年再贫困,再简单,再革命化,但有一项目是肯定有的,那就是包水饺。同学是山东人,自然能包一手好水饺,而我虽是江南人,但是跟着父母吃食堂,混在东西南北的人当中,所以也能包水饺。

每逢过年,不是同学到我家来包水饺,就是我去同学家包水饺,我们两家的家长,不知觉当中也把我们当成了自家的人。

后来,我去了国外生活,同学过年的时候都要去我家看望我的父母,那时候我父母还在福建的时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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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8 17:38:00 [只看该作者]

2008年底,离新年还差十来天,我的同学从六层高楼一跃而下。

我陪在同学八旬母亲的身边,到殡仪馆与她告别。我对这位悲伤的母亲说:如果她认为这样一跳能让她快乐,那么我们就尊重她的选择。

很想说的是: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选择,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幸福,当然,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痛苦。

之所以写出以上文字,是因为今年的大年初一,母亲再次提及了她。母亲说:过年了我总是会想起她,想起以前她来我们家拜年包水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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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8 17:42:00 [只看该作者]

1979年,是我们家的丰收年。之前的一年,我们家的兄弟姐妹,无论是在哪里在哪个岗位上,只要参加了当年的高考,都如愿地踏进了学校的大门。这一年的过年,我们回到上海团聚。

这一年的过年,有两个与我生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,不得不提及。他们一个是我爷爷,一个是我外婆。

先说说我爷爷。这一年,本来一直居住在北京的爷爷,来到上海姑妈家过年。这一天,我和小堂姐两人突发奇想,说我们去看看爷爷?

就这样的一个想法,竟成为我们家庭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,同时也意味着,我们这个家庭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阴影,两代人,三代人之间的亲情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被“拨乱反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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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2/29 15:35:00 [只看该作者]

以下是引用徒步走天下在2012-2-29 8:15:00的发言:
真棒!期待下文中。。。。

 

谢了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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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3/1 15:37:00 [只看该作者]

我们这一代与祖父很陌生。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文革后期。他从北京到福建在我们家住了几天,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。

 

家里的氛围很不好,父母与祖父似乎都在压抑着什么回避着什么,在当时的条件下,很多事情,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,也不是件件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说的。那些天,我们家没有快乐更没有欢笑,父亲母亲加上祖父,个个神情肃穆,如临大敌。其实不用多说,我们也猜得出来,祖父千里迢迢跑到福建来,无非就是想跟父母解释一下在上海浦东的田地,还有伯父的死。

 

爷爷这一生始终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在变化不断的社会环境之中,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精明与能干。一是他当年能够在浦东买下一块田地,说明他的勤奋与耐劳。二是解放初期,他能放弃了田地而随着大军进了北京城,说明他对时局的判断很是正确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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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3/1 15:46:00 [只看该作者]

但是,他的那块田地连他的儿子,我的伯父与我的父亲,竟然完全不知道。这里的原因有二,其一是当时祖母都不是俩兄弟的亲生母亲,伯父与父亲小小的年龄亲生母亲就离世了,他们兄弟俩很早就离家自讨生路。其二,那一年,伯父与父亲都参加了革命,一个北上到了山西,一个南下到了福建。

文革期间,这块田地竟然被造反派知道了,他们怎么知道的,我们家上上下下没有人能想明白,直到今天,我们也不明白。只是想不明白就算了,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,毕竟它已经成为了历史。

 

但是当年,我的伯父就是想弄明白这事,以还他的清白。他从造反派的看守中偷跑出来到北京,去问我爷爷,关于这田地究竟多大?关于祖父究竟是不是地主?爷爷并没有直接回答伯父的问题,只是叫他回到山西去接受造反派的批斗。

这是文革中人性的扭曲,父子之间完全没有了亲情,只剩下革命或是不革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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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帖心情 Post By:2012/3/1 15:54:00 [只看该作者]

其实伯父本来是可以不要选择自杀的,当年只要他能够在北京的祖父家住上一个晚上,哪怕只有一个晚上,父子亲情,都可以唤回他对生命的渴望。或是只要祖父给了他回到上海的路费,那么家中的妻儿同样能让他继续热爱生活。但是,事实是,爷爷只给了他四块钱,这是从北京回到山西的路费。于是,伯父回到山西后不愿意再回到造反派的牢房里,而选择了自杀。

我的堂兄姐妹,还有我,都无法原谅我们的祖父。伯父与父亲从小离家自谋生路,年轻时期的祖父对他们兄弟俩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。而他悄悄买下的这块田地,却最后断送了自己儿子的性命。

 

伯父离世之后,父亲停止了给祖父寄生活费用,父亲从当时每月近百元的工资中拿出一半,寄给他失去丈夫的嫂嫂与她的四个孩子。

我的堂哥更不能原谅祖父。他们继失去父亲之后,又接着失去了母亲,他们的母亲仅仅为了每月能让自己的孩子得到30元的生活费,而只能选择了改嫁。为了养家,大哥不再读书进了工厂做学徒,那情那景,就像电视连续剧《你是我的兄弟》中的大哥。而16岁的小哥去了井冈山插队。当后来,当小哥再从井冈山走进上海复旦大学时,已经是八年之后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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