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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15日这一天,天气很寻常,陈香挤在北京下班晚高峰的地铁上。手机突然响起,那头是丈夫激动的声音:“老婆!我们能生两个娃啦!”
这一天晚上,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公布,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就此启动。
“生还是不生?”这个新诞生的问号,近日被抛进了上千万个中国家庭里。
单独家庭的经济账:“城市里,养不起”
陈香今年33岁,孩子已5岁。丈夫是独生子,而陈香不是,这个家庭正是政策的覆盖对象。
比起丈夫对“单独二胎”政策的欢迎,她则不打算要二胎。虽然丈夫是某外企经理,两人月收入共两万多元,但她依然直言:“因为养不起。”
目前,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%。在大城市,一个孩子的生育成本到底是多少?
在宝宝还不到一岁时,陈香就算了一本经济账:“几个月的婴儿,每月基本花销起码在3000元以上。”
“宝宝吃国产奶粉,每个月4罐大概要1500元。尿不湿需要500元。给宝宝吃的鱼肝油100元。换季的时候,衣服买的比较多,大概四五百元。另外还有一些清洁用品、器具的花销。”
这样的成本账,不只存在于特大城市。陈香的弟弟住在昆明,孩子现在一岁,花销也不比北京低。
“我们是从网上买的德国奶粉,130元/罐,每个月孩子要吃5罐,需要650元。尿不湿大概200元。小孩子长得比较快,每个月都得买三四件新衣服,花费700多元。玩具平均每月花费500多元。如果孩子生病,去医院一趟下来就要700多元。如果女儿不吃奶,还得去做推拿,一次要150元,一周三四次。”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。
他询问周围的朋友、同事,得到的结论是,在昆明,月收入4000~1万元的家庭,养孩子的支出多在3000元这个额度上下。
大城市的房价、物价压力,也拉低了人们的生育愿望。
陈香的同事小王,女儿刚一岁,符合“单独”条件的他也不打算生二胎。“现在我们住的是一室一厅,等到孩子大了,肯定是不够住的。所以还要攒钱换大房子,没有能力再承担养育第二个孩子的费用了。”
伴随着现代育儿观念的流行,早教机构日益火爆。市场吞噬的不仅是孩子的童年,更有年轻父母“赶不上CPI,赶不上房价涨幅”的收入。
为了增强体质,陈香的小外甥上了游泳班,“一个星期4次,一次60元”。现在,他们还报了“亲子班”,一年48个课时,共交1.1万元。
这样算下来,孩子一年的花费就要5万到6万元。“因为报了亲子班,这样的年花费在昆明算比较高的,所以每个月,父母还会给我们家补贴4000元左右。”陈香的弟弟说。
当孩子上学后,花销就会减少了吗?
现在,陈香的孩子在某公立幼儿园上中班,每月学杂费1500元。“这样的花费在北京算很便宜的了,但是上幼儿园我们还交了3万元赞助费。所以大概三年的学费是6万多元。”
她还给孩子报了英语班,18次课,3500元左右。“这只是第一期,一年念下来得1万多元,但其他家长都报了,我以后也准备一直报下去。”
此外,城市孩子的玩具、衣服,一年各得花“小一万元”。“比如这次双十一,我就给他买了点乐高玩具,两个700多元。现在天冷了,一件小孩羽绒服也一千多元。”每年孩子生病的费用,估计在3000元到4000元。
这样算下来,在北京养一个5岁的小孩,一年需要8万元左右。“这样的费用在北京并不算高,只是中等水平。”陈香说。
单独家庭的精力账:“两个娃,累不起”
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披露,“单独二胎”政策对城市育龄人群的影响相对更大,因为独生子女主要集中在城市,在农村,独生子女的比例并不高。
但在“单独二胎”政策的前期调研中,城市家庭生二胎的意愿却相对较低,约占60%。这一比例在农村则高达80%以上。
除了考虑高龄产妇的因素,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,许多30来岁的夫妻考虑的不仅是经济成本,而是“精力、体力上吃不消”两个孩子。
陈香的周末,也完全是在“司机、陪读”的角色中度过的。
周六上午,她靠在芭蕾舞班的镜子边,看着女儿穿着粉红舞衣,和小朋友一起默默听老师的口令抬腿、转圈。下午,她陪着孩子赶赴幼儿英语课堂,窗边挤满了抱着孩子外套的妈妈们。周日上午,她守在绘画班的窗外,偶尔她还客串一把孩子们的模特。下午,她又得“提溜”着犯困的女儿,去参加她最怕的数学辅导班。
从南到北,众多城市家庭,共享着这样的亲子画面。
而陈香并非报班最多的家长,她的目的也不是压榨孩子。“主要是为了丰富她的生活,芭蕾是因为孩子自己喜欢才学的,其他的课程已经尽量少报了。学数学是希望让她开拓视野,让她知道摆小棍、算时间,并不指望她参加竞赛。”
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,肯定要给他最好的”,成为诸多“独一代”家长对自己的要求。
陈香的大学同学李牧在苏州工作,现在女儿主要由婆婆负责“带”。他们家不想要二胎的理由是:“一个孩子就非常累了,老人已经是极限了。如果再添一个孩子,精力真是耗不起,又没有其他老人能来带了。”
陈香对这个结论非常赞同:“现在哪里还能一个老人带两个孩子?一个孩子都恨不得要牵扯两个老人的精力。”
“在城市,凡是嚷嚷生二胎的,基本都是没要过孩子的。”带着开玩笑的性质,李牧如此断言。她孩子班上的家长,暂时还没人愿意生二胎。
一对要了二胎的双独家庭夫妻告诉陈香:“原本以为大孩子可以带小孩子,但没想到,实际上养两个孩子的精力完全是翻倍的,是吃二茬苦,受二茬罪。”
单独家庭的观念账:“独生子女伤不起”
但陈香的丈夫王爽,却牢牢站在“支持单独家庭生二胎”这一边。
作为“独一代”,王爽认为独生子女太孤单了。“主要是为了孩子考虑,孩子能有个伴儿。”
因为“没有伴儿”,近二十年来,社会上对独生子女群体的“伤不起”,一直不乏批评之声。
“比起多子女家庭,通常独生子女的分享意识、团队意识、抗压能力会比较弱,容易以自我为中心。而且独生子女一般受到的夸奖多,听到的负面信息少,自尊心比较强,进入学校和社会可能会受不了打击。”
但王爽也承认,不能把独生子女“一棒子打死”。“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的时候,80、90后还是很给力的,还是比较能担当责任的。可能因为家里大人多,家务事不让独生子女干,所以他们的动手能力才弱,如果都放开手,让他们去做,也不会总是弱的。”
34年的独生子女政策,也带来独子家庭的“伤不起”。
“只有一个孩子”,让很多父母反对孩子涉足军人、警察等风险系数偏高的职业。王爽就认为:“如果能为国家作贡献当然好,但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独生子女的因素,除非他自己非要去当兵。”
频频看到“百万个失独家庭”的新闻,也是他想要二胎的原因。“那些40岁、50岁的父母,再生孩子已经不现实了。失去唯一的孩子,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灾难。”
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,“421”的家庭结构,也加重了独生子女肩上赡养老人的负担。
王爽的母亲曾患病住院,那时就把他和妻子累趴下了。“又要上班,又要照顾家里的孩子、去医院陪床,还要去看望爸爸,简直要把我劈成四半。那一阵子,我和老婆都是连轴转,我的体重一下子掉了10斤。”
因此,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面临这样“独木难支”的局面:“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,就可以倒着班来。”
单独家庭的“观念账本”里,还有一个更尴尬的概念:“重男轻女”。
对房价高企的解读,早有“丈母娘经济”概念,全国不少地区,都存在“给儿子买房”的情况。这导致部分有女儿的家庭不愿意生二胎,以免生了个儿子之后,女儿“太可怜”。
“房子大都是买给儿子,但将来父母老了,是儿女共同承担赡养责任。我是独生女,结婚后,我父母赞助了我们买房。如果我有个弟弟,你想想我还能有什么?”李牧说。
另一面,“重男轻女”观念下,一些有女儿的单独家庭,顿时感受到了长辈希望他们“再生个男孩”的压力。
“‘生儿生女都一样’已经讲了30多年,希望更多爷爷奶奶辈的人能够真正转变观念,尊重子女的选择。”身为“70后”的李牧颇有感慨。
“观念需要一代人来改变”
虽然陈香不打算生二胎,但是她一样在当天晚上发出了一条欢庆“单独二胎”的微博。
“现在放开了政策,无论我想或不想生,都可以自己选择,不再是国家明令禁止。这不一样,还是很有必要开放的。”
看到微博,王爽又试图说服妻子:“再生一个孩子,我们略微‘穷养’不就可以了吗?过去我们这一代的父母,不都可以带好几个孩子吗?”
但她反驳:“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了,孩子都养得很金贵,要讲究教育质量,注重孩子的习惯养成、科学喂养,更不可能长时间离开家长的视线。现在的城市里,你见过三五岁的小孩独自在大马路上走的吗?”
1979年,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,第一批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。
经过34年独生子女政策影响,加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,中国人的育儿观念也从“粗养”一步步走向了“精养”。
对于一个老人看不过来一个孩子,李牧深有体会:“老人看孩子,真的比较累,有时候都吃不上饭。主要是怕孩子磕着碰着,现在不像以前住平房,街坊、亲戚能帮着看着点儿,放学后能在院子或胡同玩会儿。现在住的都是楼房,不敢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,煤气、电都不安全。”
接送上下学,也逐渐从“争议话题”成为城市家长的“必需选项”。
“现在孩子都早放学,小学生减负了,3点10分就下学,父母都有工作的话,一般没有这个时间下班的。”陈香解释,“我们小时候流动人口少,谁家来外人都看得见,放心让孩子一个人自己走胡同、过马路回家。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车,谁家有车停在胡同里都算新鲜的了。”
李牧认为这并非小题大做,“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,现在外面车很多,以前只有自行车。而且现在侵害孩子的负面事件、报复社会行为也不少,所以,孩子的安全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。”
“精养”的教育观念,对于单独家庭也有“不得不从”的无奈。